赵晓阳 / 思高圣经译本：天主教唯一中译圣经全书

赵晓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提  要] 《圣经》汉译始于天主教传教士，早期译本均为文言文。明末清初时，天主教圣经翻译已初有规模，这些未出版的《圣经》翻译手稿对基督教的《圣经》翻译起到了奠基性影响，但随之沉寂。19世纪末期，天主教传教士再次开始翻译并出版了《圣经》文言文译本。随着1931年方济各会士雷永明神父的来华，以及1945年思高圣经学会在北平的成立，中国天主教圣经翻译进入了新时期。1968年，香港思高圣经学会出版了白话文《圣经全书》，这是中国天主教会翻译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中文《新旧约圣经全书》，成为华语地区天主教最广泛采用的权威《圣经》译本。

[关键词] 思高圣经译本  雷永明  思高圣经学会  唯一圣经中文全译本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圣经中译本史”（项目号：19BZJ035）

[原文出处]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1968年，在香港的天主教思高圣经学会出版了11卷的《圣经全书》，这是中国天主教会翻译完成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中文《新旧约圣经全书》。它很快成为华语地区天主教最广泛采用的中文圣经，迄今中国天主教会都是采用这部圣经。“三四百年以来，直至1968年底，天主教信徒才能扬眉吐气的说，我们终于有一本中文的《新旧约全书》。”

思高圣经译本是中国天主教会的权威中文译本，也是流行使用最广泛的圣经译本。它的翻译与修订工作，经历了30个春秋寒暑，与思高圣经学会、与方济会士雷永明神父的一生成就，交织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页，奠定了中国天主教会的新发展和进程。

1924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天主教第一届主教会议认为，应翻译一本完整的中文天主教《圣经》译本，并决议成立一个特别小组承担这项任务。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任何专家既中文修养较高，又熟知圣经原本语言和圣经研究，因此这个小组从未成立。

一、思高译本之前出版的天主教传教士圣经译本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是从天主教开始进行的，起初都采用汉语文言文进行翻译。明末清初时，天主教圣经翻译已经初有规模，出现了如耶稣会士的单篇圣经译作或教义纲领、巴黎外方传教会士白日升译本（Basset's Version）、耶稣会士贺清泰译本（Poirot's Version）等。其中耶稣会士的早期单篇译作，如罗明坚的《祖传天主十诫》、利玛窦的《天主实义》、阳玛诺的《圣经直解》、艾儒略的《天主降生言行纪略》等，它们共同的特点，一是均用文言文译写；二是不能称之为完整的圣经译本，其中所敘述的字句与圣经经文非常切合；三是均得以出版，奠定了中国天主教的汉语著述方式和词汇。之后的白日升和贺清泰译本，开启了中国天主教准确圣经翻译的历程，均用文言文译写，均是手稿，未能出版。其中白日升译本，对基督教最早的“二马译本”产生了奠基性影响。贺清泰译本被其他圣经翻译者所知较少，借鉴参考的后期影响有限。之后近两百年间，天主教圣经汉译比较沉寂，没有出现新译本。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乎同时出现了外国天主教传教士和华人天主教徒翻译的圣经译本。外国传教士译本有德如瑟译本（Dejean's Version，1892）、何雷思译本（Aubazac's Version，1913）和卜士杰译本（Bousquet's Version，1923）。虽然三种译本翻译内容不同，但均由香港纳匝肋静院出版，三位译者均系巴黎外方传教会士，均采用了文言文翻译。有关华人天主教徒圣经翻译情况，将另文研究。

1. 德如瑟译本：《四史圣经译注》——中国天主教会最早出版的四福音书译本

1892年，纳匝肋静院出版了文言文的《四福音书》并附译注，题名为《四史圣经译注》，由德如瑟（Joseph Dejean，又名德雅）神父翻译。该译本参照拉丁文圣经翻译，并在经文的页顶有注解。这是中国天主教会最早出版的《四福音书》中译本。德如瑟还翻译了《新经》的其它经卷，因他去世而未能出版。

德如瑟神父出生于法国里昂，1858年进入巴黎外方传教会修院，后晋铎。1867年来华，在广东和广西传教。1901年6月17日在香港伯大尼康复医院去世。

纳匝肋静院创办于1885年，由巴黎外方传教会罗若望（Jean Jospeh Rousseille）神父创办于澳门，是以印刷与祈祷为宗旨的团体。后迁到香港，于1895年开办了纳匝肋印书馆。天主教在香港的大量出版物都是由这所印书馆出版，直至1954年关闭。

2. 何雷思译本：《圣保禄书翰》——天主教会翻译出版的第一部圣保禄和其他宗徒的公函译本

1913年，纳匝肋静院出版了何雷思（Marie-Louis Felix Aubazac）翻译的文言文《圣保禄书翰》，包括保禄书信和公函。这是天主教会翻译出版的第一部圣保禄和其它宗徒的公函译本。1927年，纳匝肋静院再版该译本，题名为《圣保禄书翰：并数位宗徒函牍》，书首附何雷思所写的序言，每章经文后都有注释，共280页。

何雷思神父出生于法国上卢瓦尔省索格，1889年进入巴黎外方传教会修院，1894年晋铎，同年赴广东传教区，先学习汉语，后在广州小修院工作。1902～1905年因病返回法国休养，此后再返回广东传教区。他还出版了一部《法语广东话辞典》。

3. 卜士杰译本：《新经公函与默示录》

1923年，纳匝肋静院出版了卜士杰（Pierre Louis Bousquet）翻译的文言文《新经公函与默示录》，摘自《新经》中的圣保禄（保罗）、圣雅各伯（雅各）、圣伯多禄（彼得）、圣若望（约翰）的书信及启示录，附有每卷书的序言和注解。共546页。

卜士杰神父出生于法国朗德省达克斯，1892年进入巴黎外方传教会修院，1897年晋铎，同年赴贵州传教区，先学习汉语，后被派往乌江流域传教。1923～1924年间曾在纳匝肋静院印刷厂逗留，后被派往广州修院。1944年7月遭日军关押，1945年2月16日去世。

二、雷永明神父和圣经翻译

雷永明神父原名若望·斯德里·阿勒格辣（Giovanni Stefano Allegra），于1907年12月26日出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一个小镇，家中有四男四女共八个兄弟姊妹。1918年进入阿喜勒阿肋（Acireale）的方济各会小修院，1923年进入布朗特（Bronte）的初学院，改名嘉俾额尔玛利亚（Gabriel Maria）。他深受最早来华的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的影响，1924年在方济各会发初愿时，觉得他得到了去任传教士的圣召。

他是一位超级热爱阅读的人，终其一生都手不释卷。1925年当他返回阿喜勒阿肋时，阅读了圣女小德兰的《灵心小史》（The Story of a Soul）和一些圣徒传记，更激起他传教使命的决心。1926年9月至1931年5月，他在罗马圣安多尼大学（College of Saint Anthony）学习神学及传教学。1929年矢发大愿，1930年晋铎。

1931年4月，雷永明神父受方济各会派遣，赴湖南衡阳教区圣心修院任职。5月31日，他乘船离开布特斯（Brindisi），7月3日到达上海，20日抵达目的地。

历史有很多巧合，也有很多联系。1328年，天主教第一位从事圣经中文翻译的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主教在元大都（今北京）逝世，他就是方济各会士。时隔579年后的1907年，雷永明出生，日后他也加入了方济各会，深受孟高维诺的影响“决定到中国翻译圣经”，并最终完成了孟高维诺未竟的事业。早在1928年，即孟高维诺主教去世600年时，远在意大利尚未踏上中国、仍是修生的雷永明已萌生了将圣经翻译为中文的念头。

雷永明拥有非凡的语言天赋，来华仅短短两年时间，他已经掌握了中文的运用。他每日花五小时学习中国语言及文化，三小时学习圣经的语文及注释方法，也尝试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为意大利文。在1935～1938年期间，雷永明已经在衡阳独自开始了圣经翻译的工作。但由于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他只好于1939年返回家乡休养。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后，雷永明前往罗马，在宗座圣经学院再修读了敘利亚文、先知书神学等。1940年4月20日，他获得了圣安多尼大学首席讲师文凭。这时的雷永明可以返回中国，可以成为真福董思高著作的编辑小组成员，或选择担任米兰天主教大学宗教历史系教授。但他无法忘记自己翻译《圣经》的宏愿，这位“我是要到中国去翻译《圣经》”的神父，决定返回中国。

雷永明先飞抵葡萄牙里斯本，再乘船到美国纽约，再转往日本橫滨，再乘船去赴海。1941年4月26日，经过四个月的行程，雷永明终于抵达北平。他使用薪俸、购买、赠送等各种方式，在北平方济堂建立了一所小型图书馆。这时珍珠港事件爆发，许多基督教的外国传教士都急于返回自己的祖国，雷神父获得了以廉价得好书的绝佳机会。他同时还在天主教辅仁大学再进修了一年，修读中国哲学、语言、文学。他特别拜见了罗马教廷驻华代表蔡宁（Mario Zanin）总主教，努力争取获得他的支持。他从北平北堂图书馆里，找到了贺清泰神父翻译的《古新圣经》，又通过蔡宁总主教的帮助，从伦敦大英博物馆复制了白日升的圣经译本。在认真参考前人的天主教圣经译本后，他开始翻译工作，于1944年完成了旧约的翻译。但他仍然不满意，希望有更多华人参与到这项工作里来，遂决定组织一个有华人神父参加的圣经学会，帮助他修改译稿。1945年8月，圣经学会正式成立。

1948年，雷永明神父与思高圣经学会一起迁到了香港，在那里继续完成了思高圣经译本，并于1968年在香港首次出版。值得提及的是，1955年11月17日，雷神父获得罗马的宗座圣安多尼大学（Pontifical Athenaeum Antonianum at Rome）颁发的荣誉神学博士学位。1960～1963年，他奉命前往新加坡，创办安道社会学社，负责主理初期院务。1975年4月15日，经过长达5年的努力，厚达1357页的《思高圣经辞典》（Dictionarium Biblicum Sinense）终于出版，内含雷永明拟定的2,600个条目，由方济会士梁雅明和韩承良神父主编，所有条目撰写者附名，这真是又实现了雷永明的另一个梦想。1976年1月26日，雷永明神父离世。他享年69岁，在华传教45年。之后，思高圣经学会继承他的遗志，于1982年至1984年，出版了一部圣经丛书《信仰旅程》（旧约12册，新约12册）。1995年又出版了一部圣经丛书《天道人语》（旧约12册，新约12册）。1977年，思高圣经学会下属的《圣经双月刊》创刊，1999年改为季刊。

除了将《圣经》从希伯来和希腊原文翻译成中文，以及编撰中文圣经辞典之外，雷永明神父还有相当多其他著作、论文、书评和专书，显示他对于圣经学、教父学、神学、圣母学和方济会历史等都有渊博的学识。2012年9月29日，雷永明神父被教宗本笃十六世列入真福品。

三、思高圣经学会与思高圣经译本

在独自翻译《圣经》的漫长岁月中，雷永明构思成立一个有中国神父同仁共同组成的圣经学会，一方面可以修正他的中文用语，使其更符合中国教会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合作编写引言和注释。

1945年8月2日，在北平东城西煤厂胡同的辅仁大学宿舍里，圣经学会正式成立了，外文名称为Studium Biblicum Franciscanum，中文名称却经历了几次变化。成立之初称“中华圣经学会”，1946及1947年出版《圣咏集》及《智慧书》时，书籍上还曾刊印过“方济堂圣经学会”的名称，因这时的圣经学会设置在北平方济堂里。后改称“思高圣经学会”而沿用至今。中文名称中的“思高”，即真福董思高（Blessed John Duns Scotus），他是雷永明神父十分尊敬的“圣母玛利亚的拥护者”，“不遗余力地去维护圣母无玷始胎的道理”，被该圣经学会奉为主保圣人。首批加入思高圣经学会的神父，除雷永明外，还有李志先、李玉堂、李士渔、刘绪堂和左维斗等。这几位中国籍神父随即开始学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并润饰雷永明神父翻译的《圣咏集》以及引言和注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非常庆幸的是，雷永明神父于1935至1939年间在衡阳所翻译的《圣经》手稿，竟然平安地返回他的手中。经过了最后的校对和修订后，第一个《圣咏集》译本于1946年在北平出版，《智慧书》于1947年出版。他们决定先试验性出版一部分译作，可以观察一下中国读者的反应。

由于许多青年会士来到北平方济各语言学校，学习两年制的中国语言和文学课程，思高圣经学会必须迁移。雷神父和他的同仁们只得返回方济堂工作，图书馆不能设立，翻译小组成员也没有地方一起工作。这时的北平已经临近解放，北平的天主教会也在考虑如何应对。

思高圣经学会最初曾考虑迁往华人天主教徒比较集中的地方——菲律宾碧瑶，后因受到香港教区主教的欢迎，便改迁至香港。1948年5月31日学会撤离北平，第一批中国神父于8月15日到达香港。但雷永明、左维斗和陈维统三位神父仍留守北平，直至1948年10月4日《梅瑟五书》付梓。他们随后出发，10月22日抵达香港。方济各图书馆全部45箱图书也平安运抵香港。

思高圣经学会迁至香港后，最初坐落在九龙窝打老道的方济各会院里。这时不断有天主教修士从内地南迁香港，窝打老道的空间面积日益挤迫，思高学会只能另寻新址。1949年底雷神父返回意大利，努力获得方济各会的批准，寻找到重要的经济支援，为购置新会所而辛苦奔波。1950年5月20日，在港岛的坚尼地道新会址举行了落成祝圣礼，思高圣经学会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会所、小圣堂、图书馆和工作室。思高圣经学会于1972年再迁至香港渣甸山的轩德荪道，非常感恩和幸运的是，笔者2008年曾在这里阅读拍照过雷永明神父收集的贺清泰圣经译本抄本！

思高圣经学会的《圣经》翻译工作历史，可以归纳总结出三个特点：（1）圣经翻译由个人单独工作演变至团体合作模式；（2）翻译工作最初由外籍神父为主，后发展为以华籍神父为主；（3）翻译目标由以礼仪为主转为以福传为主，再后则发展至侧重圣言推广与传播。

直至今天，思高圣经学会的工作已经不局限于《圣经》的翻译，还兼负圣经牧民的重任。1973年，香港天主教圣经协会正式成立，随后在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陆续成立了圣经协会，并一起保持与中国大陆天主教会的密切联系，发挥着它的使命作用。它进一步促使了“天主教华语圣经协会联合会”（United Chinese Catholic Biblical Association）的诞生，这是一个“有系统的使徒组织，彰显出思高圣经学会50多年来的精神”。

整个思高圣经译本的翻译大致可分为两种方式，一是雷永明神父独立翻译旧约，二是思高圣经学会众多学者神父集体翻译。具体完成译著的时间大致如下：

第一时期，雷永明神父的译经工作。1935年4月至1944年11月，雷神父将《旧约》译成中文。

第二时期，思高圣经学会在北平的《圣经》翻译和注释工作。包括1946年8月至1947年6月翻译的《智慧书》以及1948年1月至7月翻译的《梅瑟五书》。1948年8月至11月，思高圣经学会成员分批自北平迁至香港。

第三时期，思高圣经学会在香港的《圣经》翻译和注释工作。自1948年11月至1961年8月，先后翻译了《旧约史书》（上、下册）、《先知书》（上、中、下册）、《福音》以及《宗徒经书》（上、下册）。在此期间，1950年5月，思高圣经学会迁至香港坚尼地道70号；1954年7月至1955年8月，学会成员往圣地进修一年。

1963年12月至1965年6月，多位圣经学者和神父翻译了旧约各篇章，李士渔译《创世纪》、《肋未纪》、《户籍纪》、《申命纪》，刘绪堂译《出谷纪》，李智义译《若苏厄书》、《民长纪》、《卢德传》、《艾斯德尔传》，陈维统译《撒慕尔纪》上下、《列王纪》上下，李志先译《编年纪》上下、《厄斯德拉》上下，梁雅明译《多俾亚传》、《友弟德传》、《玛加伯》上下。1965年6月至1966年12月，刘绪堂译《约伯传》，梁雅明、李少峰译《圣咏集》，李智义译《箴言》，陈维统译《训道篇》，李士渔译《雅歌》，杨辉译《智慧篇》及《德训篇》。1966年12月至1968年8月，陈维统译《依撒意亚》，李士渔译《耶肋米亚》、《耶肋米亚哀歌》、《巴路克》、《十二小先知》，刘绪堂译《厄则克耳》，李志先译《达尼尔》。

思高圣经译本于1968年在香港出版后，得到了华人天主教会的最大认同和接受。继1981年在北京印行了萧静山翻译的《新经全集》后，1990年，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批准将思高版《古经》照相制版，在北京印刷了5万册。虽然新旧约是两个圣经译本，即《古经》是思高译本，《新经》是萧静山译本，但中国天主教暂时拥有了一套拼合的圣经全译本，为当时的修生学习、修院教学和地方教会的牧灵福传解决了燃眉之急。

1992年，在思高圣经学会的创办地——北京，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批准出版思高版《新旧约圣经》，由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制了5万册。44年之后，思高圣经学会的成果，又隆重地回到了它的诞生地。1993年8月15日圣母升天瞻礼时，在全国修院圣堂，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团长宗怀德主教将第一本在大陆印刷出版的思高版《圣经》隆重地奉献给了中华圣母。1994和1996年该版本又在北京再版各5万册，总计印刷了15万册。

1993年1月，香港思高圣经学会主任陈维统神父，应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邀请，到北京天主教全国修院讲课两周，集中讲授整部圣经梗概和新约圣经导论，并带领65个参与者研读分享圣经。这些活动，都将思高圣经译本及其理念传播到了整个中华大地，极大地扩大了思高圣经译本的影响力。

从1998年开始，联合圣经公会与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合作，平均每年大约免费提供10万本圣经纸张，资助天主教印刷圣经。截止到2006年底，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已承印思高版新旧约《圣经》全书59万册。近年来，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还印行了各类思高版圣经如64开袖珍本《新约》（10万册）、32开本《新约》（10万册）。各种开本印刷总量共计170多万册。

四、余论

思高圣经译本是天主教会出版的第一个完整的中文圣经译本，也是天主教唯一一本完整的中文《圣经》译本。从1945年到1961年，从北平到香港，思高圣经学会的中外圣经学者和神父们辛苦努力，历时16年，根据原文将全部《圣经》译成了现代汉语，并在每个书卷前后加有引言、注释和附义。再经过6年（1963～1968）的修订，于1968年在香港出版了11卷的《圣经》合订本。除God按传统译为“天主”外，Yahweh均译为“上主”。在世人皆知思高圣经译本的同时，它还有一个天主教会内部通用的名称“白冷圣经”。思高圣经译本从原文（即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译出。旧约译本采用了玛索辣经卷作为底本，主要是基特耳（R. Kettel）的希伯来圣经（Biblia Hebraica）第3版，也参考斯威特（H. B. Swete）出版的《七十子译本》（LXX）（The Old Testament in Greek, Cambridge, 1930）及格辣提卡主教（Mons L. Grammatica）出版的《拉丁通行本圣经》（Vulgate），以及早期的敘利亚简明译本（Peshitta）。新约方面，译本以默尔克所校勘的《新约全书》第七版（Augustinus Merk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et Latine. Ed. Septima, Rome: Pontificii Instituti Biblici）为蓝本，还参考了其他学者如峰索登（Von Soden）、乃斯特尔（Nestle）、务革耳斯（Vogels）、包威尔（Bover）等人的新约校勘本。
思高圣经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诸多天主教中文前期译本，如白日升译本、贺清泰译本，以及18、19世纪的天主教中文译本。还参考了基督教的马礼逊译本、委办译本及和合译本。思高译本的基本翻译原则如下：（1）翻译时一律依据原文，如原文残缺，则以最古的译本补充；如没有好的译文，就以其他相关的经文意义补充。如这一步也不能达到，则加点以示残缺。（2）尽量不修改原文，除非古译文与原文用字不同，而译文又较原文更合上下文义，或明知是原文抄错，就会修改原文。（3）如原文版本之间有异，则参考古译本；如意义有难有易，则取较难者，因较易的经文可能经过后人的修改。（4）参考多种各国语言译本，观察它们如何以近代语言表达经义。（5）对原文章节决不变动，如多数圣经学者们对某章节主张移动，却没有古译本为根据，则仍不会变动。（6）翻译时尽力保存原文的语风及语气，并以“信”为主，“达”为次，“雅”则不及前两者重要。但也不可过于依字直译，反使经文意义更为不明，或过于生硬，则失去翻译的意义。同时，对经文中的人名地名，皆依原文音译，但对那些在教会内已经惯用的名词，则继续沿用。翻译时还要保留与原文同样的体裁（如散文、诗歌、法律等），因为体裁与经文内容也有很大的相关性。《圣咏集》是雷永明神父领导的圣经学会所完成的第一部作品。全书分五卷，共150篇，每篇之首，有引言以考证方法说明本篇的作者、著作的时代，以及历史与心理的背景；次则有章旨，提纲挈领，敘述每篇的大意，段落的分析，使读者能了然诗中的旨趣，再后是圣咏的正文。他们再以此为样板，将所有圣经书卷译出，这些都极可说明思高圣经译本的精细和认真。整部思高圣经译本的译注历时16年才完成，新约的修订由李士渔神父负责，旧约部分从1963年开始，到1968年结束，不仅是修改译文或注释，更可以说是将整个圣经重译了一次。一个更重要的特点就是：思高译本以十分渊博的圣经学问为其基础。与和合译本相较，思高译本有许多处都选用了比较接近原文的版本，或选择了比较接近原文的涵义。附在圣经每一卷书前的研究资料及书中的详尽注释，反映出翻译小组的各成员都有极好的学问。最后形成的、奉献给读者的思高圣经译本，除了圣经译文外，有总论、导论、概论、引论、引言；有43幅大小不同的插图；有6个附录及7幅彩色地图。至于注释，在1,900多页的圣经译文中，没有附注的单页只有两处，即第155页和第1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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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网络编辑  陈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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